當時，他有點發(fā)怵，而親友給他打氣，說陳先生是學者，不會考慮其他，不妨放膽直言。于是他同陳先生見面時，就直率提出想去數(shù)學所工作。當時，陳省身不置可否，但是送他出門時，卻說：你的事我放在心上。果然，陳省身慧眼識英才，不久就通知他去上班。這個決定，使吳文俊走上數(shù)學研究的康莊大道。

 很久以后，吳文俊在一篇短文中回憶這段經(jīng)歷時寫道：經(jīng)過親友介紹，在1946年夏我認識了陳省身先生。他把我吸收為中央研究院數(shù)學研究所的實習研究員，相當于陳先生的一名研究生。在陳先生的指導之下，我走上了學術研究的道路。

當時數(shù)學所籌備處規(guī)模很小，在岳陽路上，只占據(jù)一座樓的第二層。最大的一間供會議與報告之用，其他人分居其他小室。還有一間較大的是圖書室，吳文俊的工作地點就在圖書室內(nèi)。

 吳文俊回憶說：陳先生安排我在圖書室兼管圖書。這對我如魚入池中，我整天得以泡在書架之間渾然忘我�？墒呛镁安婚L，一天陳先生忽然對我說，你整天看書看論文已經(jīng)看得夠多了，應該還債。陳先生進而說明，看前人的書是欠了前人的債。有債必須償還，還債的辦法是自己寫論文。我只好停下我的博覽群書。自己寫論文與看別人的論文，是本質(zhì)上完全不同的兩種腦力勞動。在陳先生的督促之下，我終于逼出了一篇論文，是關于球的對稱積在歐氏空間中的嵌入問題。這是一篇習作，算是我的第一篇論文。陳先生把它送到法國的Comptes Rendus上發(fā)表，作為對年輕人的一種鼓勵。

吳文俊的確是愛思考、富于創(chuàng)見的人，但他的基礎，主要還是在點集拓撲方面。一次，他把自己這方面的習作交給了陳先生。再次見到陳先生時，陳先生把文章退還給吳文俊，評語是：方向不對頭。吳文俊回憶說：陳先生的這一指點扭轉了我的注意力，使我從此貫注于具有幾何意義的實質(zhì)性問題，從而避免陷入概念與概念之間無窮無盡煩瑣論證的泥坑之中。這對于我此后的學術工作，其影響是難以估計的。

當時，代數(shù)拓撲學雖然已有50年歷史，卻方興未艾。正是戰(zhàn)后十年，由于陳省身和吳文俊等人的努力，這個當時的灰姑娘才變成雍容華貴的數(shù)學女王。剛剛從普林斯頓回國的陳省身，敏銳地感到代數(shù)拓撲學是未來數(shù)學發(fā)展的領頭羊，而且必將成為影響其他數(shù)學學科的主流學科，因此果斷地決定把這門學科普及到中華大地上。1946年下半年，陳省身親自為年輕學子講授代數(shù)拓撲學，每周講12小時。聽講的年輕人，不少成為著名的拓撲學家，特別是吳文俊、陳國才、楊忠道、王憲鐘、張素誠、廖山濤等幾位。

陳先生為我們親自講授拓撲學，從曲面這一具體情形開始。這使我茅塞頓開。有了這樣的幾何直觀做背景，原來晦澀難通的一些組合拓撲基本概念，變得生動易懂，對組合拓撲的學習，從此步入坦途。

一旦方向找準，吳文俊以他非凡的智力很快就取得突出的進步�！俺跎�牛犢不怕虎”。遵從陳先生的建議，吳文俊開始研究惠特尼（H.Whitney）的乘積公式。這個公式是惠特尼在1940年提出來的�；萏啬�，美國數(shù)學家，是微分流形理論、示性類理論、奇點理論的奠基者，1982年榮獲顯赫的沃爾夫數(shù)學獎。惠特尼乘積公式是一個最基本的公式，它是示性類理論的基礎。據(jù)說此公式的證明極為繁復，以至于惠特尼本人為了把證明寫清楚，計劃撰寫一本專著。吳文俊查閱了有關的文獻，掌握了建立惠特尼示性類的途徑，尤其是熟悉了惠特尼示性類的計算方法，也了解了惠特尼本人的一些想法，因而他能設想解決問題的辦法和方略。在陳先生的指導下，剛剛入門的吳文俊，憑著非凡的膽識及創(chuàng)見，毅然去攻這個難題。

1947年春天，陳省身先生到北平清華大學教課，曹錫華和吳文俊同行。在清華，他們兩人同住一間宿舍。吳文俊每天攻關到深夜，覺得證明出來才上床睡覺，早晨一覺醒來，對曹錫華說：證出來了。到了晚飯時發(fā)現(xiàn)證明有錯。于是繼續(xù)攻關，早晨起床，又對曹錫華說：證好了。到了下午又發(fā)現(xiàn)證明有漏洞。如此反復多次，最終獲得成功。這時他進數(shù)學所還不到一年，這充分顯示了吳文俊的實力。吳文俊的這項成果已成為經(jīng)典，在現(xiàn)代示性類理論中，它被看成公理，是整個理論的基石。

拓撲學號稱“難學”，不到一年的研習，就獲得這么重大的成績，令人稱奇。有的外國友人，了解這一過程后，連連搖頭，表示不可思議。在北平停留兩三個月，吳文俊得到考取中法交換生的消息。這樣，他趕回上海，準備去法國。

暑假過后，吳文俊就不去數(shù)學所籌備處上班。他這一年的經(jīng)歷打下了研究數(shù)學特別是代數(shù)拓撲學的基礎。正是因為有這至關重要的一年，他才能到法國更上一層樓，與國際接軌，走到數(shù)學的前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