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一邊是熊慶來先生，他是主任，我在另外一個地方也有個桌子，是他的助教。外頭一間有兩個桌子，是周鴻經先生和唐培經先生的辦公桌。羅庚到清華的時候就呆在我的辦公桌，因為1931年我改為研究生，是學生了，他就做助理員，用這個桌子，所以我們的關系是一個先后的關系。
羅庚是一個很好的數(shù)學家，所以他不需要一般的數(shù)學訓練。他很快就跟所有的人，所有的研究生，甚至于教員，可以在同一個階段討論數(shù)學的問題。他雖然名義是助理員，等于是個研究生，我也是研究生，我們時常來往，上同樣的課，那是很愉快的一段學生生活。
我想提出來的是，清華在那個時期，算學系是很小的一個系，但是對于中國算學的發(fā)展有相當?shù)挠绊懀踔劣诳梢哉f是中國數(shù)學史上有意義的一章。除了華先生之外，我們當時同學之中有莊圻泰、施祥林（莊圻泰后來是北大教授，施祥林是南京大學教授），還有同學曾擔任南開大學教授。清華在那時這么小的規(guī)模之中，也產生了相當一群人，對于中國的數(shù)學有些影響。清華后來很發(fā)展，所以請了外國教授。那時請外國教授不是什么來開個會，吃吃飯，拿幾個transparency（透明膠片）展覽一下。那時是在清華園住一年。法國數(shù)學家Hadamard（阿達瑪）是國際上很有名的
數(shù)學家，美國的Wiener（維納），都是在清華園里頭住下來，講課�，F(xiàn)在做到這種樣子的安排不見得很容易了。所以清華園規(guī)模很小，能夠對中國的數(shù)學發(fā)展產生一些作用。
1934年我離開了清華，研究生畢業(yè)了，我到德國去念書。羅庚是1936年出國的，他到英國劍橋大學，跟隨英國的大數(shù)學家Hardy（哈代）。他出國是坐西伯利亞鐵路的火車從北京到柏林。我就在漢堡，也在德國，所以我們1936年夏天在柏林相會。剛巧那一年
世界運動會在柏林舉行，希特勒在臺上。也很有意思，100米、200米跑得最快的是黑人，對希特勒是個打擊。很遺憾，中國的運動員在1936年柏林奧運會的成績不大好，最有名的是游泳的楊秀瓊，她游泳有相當?shù)某煽儯贿^我記得她沒有得什么錦標。中國地位最高的是符保盧的撐桿跳，不過也沒有得到任何的獎牌。相比之下，我們的國家現(xiàn)在長進了不知多少，現(xiàn)在中國運動員在
在世界運動會有很光榮的成績。想起來，數(shù)學也有這個潛力的，不過數(shù)學需要的時間長一點。
羅庚和我在柏林見面，也看看運動會，一起談了很多。
1936年世界運動會之后，我到了英國劍橋，自然跟羅庚在一起。他那時的工作是關于解析數(shù)論，解析數(shù)論最要緊的法子就是圓法。很奇怪，數(shù)論是討論整數(shù)的性質，但是要研究整數(shù)的深刻的性質，需要復變數(shù)。復變數(shù)跟素數(shù)的關系是很神妙的問題，羅庚做了很多工作，有他自己的貢獻。他用圓法做
華林問題，做塔里問題。關于圓法，很要緊的一個人是印度的天才數(shù)學家阿瑪努金，第一篇文章是哈代跟阿瑪努金的文章。后來很大的一個進展是蘇聯(lián)的數(shù)學家
維諾格拉多夫。羅庚對于
維諾格拉多夫的方法有很多的整理，有很多的進展。他自己的一個貢獻是關于三角和的一個估計，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貢獻。我想羅庚在劍橋的一段，1936年到1938年，是他在數(shù)學上有最深刻貢獻的時候。關于解析數(shù)論，他的貢獻非常多。
1938年他回國，那時候抗日戰(zhàn)爭已經開始了。北京大學、清華大學、南開大學在昆明組成為西南聯(lián)合大學。他是清華的教授，因此也是西南聯(lián)合大學的一部分。我們現(xiàn)在喜歡講設備不夠，或者支持不夠。其實，我們那時候什么都沒有，甚至于本來有的書都裝在箱子里頭，也不知道什么時候需要再搬，所以圖書館的先生們都不愿意打開箱子�？墒窃谀莻�情況之下，在昆明西南聯(lián)合大學，大家的情緒很好，精神很好，有很多很好的朋友。例如說，我們跟物理系的王竹溪先生有一個seminar（討論班），我想那是1940年的樣子。那時候西南聯(lián)合大學的數(shù)學系出了幾個很好的學生，如王憲鐘、鐘開萊、嚴志達、王浩、吳光磊。所以，假使有人，有這個精神，即使環(huán)境差一點，也還是可以做很多工作。
1938到1943年，跟羅庚在一起大概有五年的光景。剛到昆明的時候，去了一群人，沒有地方住啊。因為原來學校不在那個地方，所以我們借了中學的房子，那個中學很慷慨，撥出一些房子讓西南聯(lián)大的人暫時住。所以教授像華羅庚、我，還有王信忠先生（他是日本史的專家），我們三個人住一個房間。每人一個床，一個書桌，一個書架，一個椅子，房子擺得相當擠了，不過生活很有意思。
三個人一清早沒有起床就開玩笑，互相開玩笑。雖然物質上艱苦，但是生活也很有意思�，F(xiàn)在大家希望物質不斷進步，我想苦中也有樂�！�
1943年夏天我去了美國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，羅庚在昆明，我們時常通訊�？箲�(zhàn)勝利了，國家復元，我知道他有許多社會活動。我們相會是1946年在上海。那時我剛從美返國，他則將去美。他負有使命，
但我們仍談了不少數(shù)學，我們的數(shù)學興趣逐漸接近�！ � |
